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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与思的交响变奏——略论何向阳文学批评的审美建构
      来源:《当代作家评论》 | 何微  2022年06月20日07:54
      关键词:何向阳

      在当代文学界,作为批评家的何向阳始终在场,颇具影响,却显沉静低调。她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成长于七八十年代,90年代已结下文学研究的累累硕果。何向阳经历了社会政治压力的缩紧与放开,走过文化浪潮的起伏激荡,见证了市场经济裹挟下文学及批评走向产业化。21世纪至今又以批评家、学者、作家以及诗人等多重叠加的身份参与文学实践,在中国当代文学话语场持续发散着光热。她以自身的文学批评实践成为文学批评“黄金时代”的旁证,也成为“人文精神大讨论”背景下所谓批评“无名”时期的在场者。正是在种种特殊文化环境的浸润影响下,何向阳的文学批评展现出颇具时代风貌的宏阔视野及萦绕其间的浓重的人文精神色彩。同时,何向阳的文学批评更因批评家对批评文体本身的审美建构追求而独具一格,呈现出个性化的批评风貌——在批评的空间里奏响一曲“诗”与“思”的交响变奏。

      一、鲜活多样的随笔体实践

      何向阳如此叙述自身对批评文体的认识:“形式是精神的外化表现。我诚心实践着文体所承载的人生的丰富,它是多变的,它不拒绝鲜活。”(1)确实如此,何向阳张扬一种有“我”的批评,批评主体的在场为批评提供了自由松弛且灵动的言说空间。从整体风格上看,何向阳多数批评文章少有“论”的四平八稳的架势,而侧重“文”的轻灵,多数篇章含有一种诗意的笔触和主体抒怀的情感重量在其中,追求把批评文章写成能够独立存在的艺术美文。她的批评体式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学术随笔和批评文章的分野,使得批评脱离了“寄生”于文学文本的状态而走上自由发展的路径。

      何向阳的多重身份是需要强调的,在批评家这个标签之外,她还始终进行着诗歌和文化散文及学术随笔的创作,并且在专门领域内实绩颇丰,获得种种殊荣。作为散文家的何向阳,先后出版了《肩上是风》《自巴颜喀拉》《思远道》《梦与马》《镜中水未逝》等多部散文集。2003年何向阳获第九届“庄重文文学奖”,获奖评语称:“在一个日益技术化的时代,何向阳大量的诗意文本,呈现出一种真挚而独特的人文情怀,并显示了当下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另一种可能。”(2)在写作随笔体批评时,何向阳将散文创作中感性抒怀的诗意笔调和叙述上的“游离功夫”自然巧妙地移植到批评写作中,将随笔体批评操作得非常圆融纯熟。其批评文体松散自如,行文往往发诸个人感受,印象和情感流于笔端,将哲理与情趣有机结合于一体。她给予读者的并非干瘪的教条或苍白的论断,而是她个人在文学世界中游历体悟而发的灵魂呓语,是思想机锋激荡起的涟漪。

      其一,何向阳创作了一系列体制精短的传记体批评随笔,她将批评对象的其人其文巧妙地结合论述,让作家鲜活的生平与文学文本形成一种“互文性”的对话,再加之批评家本身的情感与妙悟,感性抒怀。在《静谧与狂飙》一文中,何向阳从置身“鲁迅纪念馆”说开去,进而探访鲁迅的文学世界及至在其精神地层漫游,将鲁迅其人的鲜活与其文的种种赤诚、勇猛、善战进行穿插串联,最终勾勒出一个在她凝视下不辱知识分子气节的独一无二的鲁迅,“在火里烧过,在水里淬过,爱与憎、冷与热、死与生,静谧与狂飙,新知与传统,诸多反题都在他心中燃过,这就是他了”。(3)在《信仰坐在我们中间多少时候了》中,何向阳通过品读林徽因的诗歌进入她的心灵世界,穿插讲述林徽因的建筑成就以及颠沛流离、病痛缠身的坎坷生平,书写这位心怀信仰的现代知识分子女性的高贵、纯洁和坚韧。通过一系列传记随笔,何向阳反复诠释着以“人”作为尺度的批评理念,同时重申着知识分子人格建构的理想向度,并大胆实践着随笔体批评的审美可能性。

      其二,何向阳的随笔体书评也是很引人注目的,数量可观,且涉猎内容广泛。这类随笔与读后感相类似,兴之所至,娓娓道来。通过随笔可见批评家广博的阅读趣味,书写对象纵横古今中外、人文艺术、历史社科。需要明确的是,何向阳的书评式批评虽结构松散,但大多数仍是精心撰写的长篇,是一种深度的鉴赏。批评家保持着共情、宽容与善意对待书籍,不偏激不尖酸,力求向读者传达成熟、深刻、负责的评价和论断。何向阳的随笔体书评,鲜明区别于90年代随着批评走向商业化之后,彼时大量泛滥的那种“快餐式”批评,即许多批评主体为了迎合报刊市场,发表一些对文学作品的即兴赏玩,这类批评文字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文艺批评应操持的学术品格。

      总体观之,何向阳的随笔体批评展现出对中国三四十年代以李健吾为代表的“京派批评”那种偏重感性审美的“鉴赏”式批评的因袭与承续。此外,在“美文式批评”对主流的“理论化批评”的反拨意义上,何向阳在文体审美探索上的努力也呈现出与历史语境中区别于左翼批评的“京派”批评家相似的独异性。吴义勤曾撰文将90年代的随笔体批评总括为两种形态:其一是以何向阳、李敬泽以及张新颖为代表的散文随笔体批评;其二是以谢有顺、谢泳、林贤治等为代表的思想性随笔体。(4)他认为何向阳为代表的一众散文随笔体批评,实际上为文学批评开辟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并最大限度地缩短了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之间的距离。

      二、诗情与理性相浑融

      早在十三四岁时,何向阳已开始写诗,最初正是诗歌将其领入文学之门。迄今为止,何向阳已出版3本个人诗集《青衿》《锦瑟》和《刹那》。其中,2015年出版的《青衿》所收录的多是写于80年代的集中于何向阳在14岁至27岁间的诗作,如同一组记录她个人情感和精神自我成长史的私语“日记”。由这系列诗作中能隐约摸索到彼时诗人受“朦胧诗派”影响的影子,但其间又有自身独具一格的文雅风情和纯真的力量,被程光炜称赞为是在主流的文学史之外所不可忽视的“别样的八十年代诗歌”。2021年9月出版的《刹那》收录了写于2016年的108首诗和35幅摄影作品,它被何向阳自称为迄今为止她个人最重要的作品,其中真实记录了诗人生命中亲历的病弱、消逝、晦暗和重生,语词的力量和文字的背负同样的沉甸甸。在这部诗集里,时间放缓,肉身下沉,诗人凝视着幽暗之地,抚摸着微末之物。语言的呈现简洁,素朴,凝练,质地轻盈,而内在情感张力十足。一呼一吸的刹那之间,是她自身深处灵魂的低语。诗或许正是生命的隐喻,诗已然贯通了诗人的少年及至青年、中年,写诗成为这位批评家感怀万物的光与暗,言说爱与存在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形式。

      再从批评家的本职身份出发,何向阳视野宏阔,思路活跃,治学严谨,更有文学研究员的专业文学素养加持,使得其批评实践能达到对批评对象的深入认识和从容表述。所以透过那些情感丰沛的批评文字,理性的踪迹依然清晰可见,显示着文艺批评所必不可少的客观、思辨以及不忘“求疵”的公正的批判精神。与此同时,由诗而发的热爱观照着何向阳的文学批评世界,对诗性的探索和追求鼓动着她不断探寻自我与文学、与世界的关系。她将写诗的经验熔铸进文学批评的写作,一方面是语言表达上的诗意追求,对语词的敏感滋养着批评家极富灵性的笔墨。何向阳注重批评的诗性表达,以偏重感性的抒情语言进行批评写作,通过譬喻、象征、类比等修辞方式阐说批评主体的审美体验,形成了一种情感饱满的、带着自身温度的批评语言。另一方面是“诗性思维”对批评的深入渗透。诗人的思考赋予批评更加细腻而敏锐的文学审美意识,这就扩展了批评的言说维度。何向阳以个体经验进入文本,并注重分析文本内蕴的作家的心理情感状态,在解密客体心灵的基础上寻求文本的审美性,试图建立起批评家与作家、与文本形象的情感沟通,而反对以先验的理论和凝固的标准来剪裁文学。

      何向阳出色的批评篇章都是诗情与理性相浑融的产物,在批评的空间达到一种“诗”与“思”的微妙平衡。2001年,斩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理论评论奖”的批评篇章——《十二个:一九九八年的孩子》就充分彰显了“诗思交融”的个性化批评风格。作者筛选出12部小说中塑造的12个孩童角色,分节对由孩童组成的人物群像展开论述。这些被何向阳“选中”的孩子包括但不限于:莫言《拇指铐》中的阿义、王小波《绿毛水怪》中的妖妖、王安忆《忧伤的年代》中的“我”等,许多孩童角色放到如今依然是闪光的文学经典。这些孩子无一不带着悲伤的底色,在成人制定好规则的世界里碰撞得头破血流,却依然在内心为童真和良善保留了一个角落。虽大致以人物进行分节,但何向阳在论述时将不同角色进行勾连叙述,前后交互,显出结构上的随性。她完全将批评家的自我放入文本,通过“沉浸式”的批评,使得批评主体与文本、形象建立起一种灵性而微妙的,溢出批评之外的精神联系。何向阳对那些她阅读过的人物熟稔于心,当她乘坐火车途经高密乡时念及《拇指铐》中为救母流血的“阿义”,当她站在海边便无端怀念起《绿毛水怪》中永远沉入海底的向往音乐与自由的“妖妖”。小说中的孩子们似乎早已跃出纸面与批评者进行着精神上的对话。文章的整体语言是抒情的、形象的,又不乏颇具思考性的表达,呈现为一种随性随情且不乏深度的话语姿态。何向阳先从角色塑造层面进行审美赏析,又进入孩童精神世界深入剖析,最终凝结成她对这些文学作品所展现出的“母性精神”和“弱者之护”的肯定,再进一步提出批评者自身对“精神理想”和健康人性的深情呼唤,使得文章在迸发诗情的同时也不忘对文学的精神品格建构提出殷切的要求。

      在此颇值一提的是,何向阳本身是一位事实上属于“少数派”的女性批评家,但性别决然不是她从事文学批评的掣肘,而女性身份更从未成为她在批评话语中秉持某种“主义”的理由,这是何向阳作为女性批评家的不凡之处,背后更体现着一位批评家严格要求自身的批评操守与批评准则。何向阳毫不讳言她对理论的态度是,“一切理论,如果它只是生命外的,那么就让它在生命外”,(5)她认为缺失了生命关怀的理论只是一种封闭的建构。对于自80年代后风头日益强劲的“女性主义”思潮和随之伴生的女性主义批评,何向阳借助批评表达了自己审慎而清醒的思考——当代“女性主义”话语似乎已经从反驳一种中心极权逐渐走向让自己成为中心极权。正因为怀揣着对理论“霸权”的警惕,何向阳的批评规避开性别权争层面的无谓辩驳,而是坚持以“寻美”的姿态让文学趋向于“人”。针对女性形象的言说,何向阳更有专门的一篇长文《夏娃备案:一九九九》,以1999年的阅读脉络为线索,集结了12位女性作家书写的12位女性形象。何向阳结合文本从作品中每一个具体、鲜活、生动的角色出发,她充分肯定了作家们通过人物形象刻画所展现出的女性精神向度的各个侧面。但也由衷提出缺憾所在,“她”的位置仍是空白的,以上作品并未塑造出“一个精神深度上内在力量与平衡能力都健全坚强的知识女性,提供足以支撑哲学或理想天庭的一种诗性的向度”。(6)

      一位批评家,她尊重理性,识得理论,且不被教条的主义和僵直的理论所绑缚,而始终注视着生命的本真和丰富,这或许是只有作为诗人的批评家才能够拥有的阔达与轻盈。何向阳的批评姿态正暗合了瑞士批评家让·斯塔罗宾斯基的批评美学观点,他认为理想的批评是科学和诗的结合,“批评应该做到既严谨又不枯燥,既能满足科学的苛求又无害于清晰。因此我冒昧地确定我的任务:给予文学随笔、批评甚至历史一种独立的创造所具有的音色性和圆满性”。(7)

      三、深挚、激越的文风

      从整体风格出发,何向阳的批评文字呈现出深挚而激越的文风。她早期的批评文章不在数量上求多,但切入视点丰富,忧深思远,动辄就是几万字洋洋洒洒的长文,这固然需要宏阔的思想做支撑,更需要真实的关切和专注如一的热情。即便后来大量作随笔体批评,篇幅整体有所缩减,而论述从容深入,批评家主体的情感判断时时在场,使观点的机锋和文笔的飘逸相得益彰。这些都是作为“表”的风格的审美性,已然能窥见批评家的用情深挚和行文激越之处。

      而再及至“里”的风格内蕴,关键还在于批评家本身人格底色和情感因子对行文的浸染。要知道,批评学术品格的建立势必是以批评家本身的道德人格为基础的,而批评文本的风格也是源于深处的批评家精神心灵的内在烛照。由批评到创作,由纸面的文字到躬身践行,何向阳怀揣着一份显而易见的文学情怀。单说“情怀”未免空泛,它所指向的是何向阳对于人文精神价值的信奉,“我们今天所做的有关人、有关人精神的一切决不会是也不应是没有价值和诗意的”。(8)

      正因为怀着这一份深重的人文情怀去观照文学,她才会将“文学—人格”关系研究作为批评话语的中心,并且反复重申“心肠的界限”,展现出一个批评家对待作家、作品时必要的严苛与应有的宽容。纵览何向阳形形色色的文学研究篇章,从《文学:人格的投影》《不对位的人与“人”》到《人性世界的寻找》《原则、策略与知识分子个人——一个与生存、良知有关的话题》,再看她对张承志、曾卓、张宇、鲁迅、凯鲁亚克、曼殊斐尔、西蒙娜·薇依等写作者的人格个案分析,以及学术理论专著《人格论》的书写,言说形式从文学批评到文化散文再到建构自身文学理论体系的尝试,她始终将文学与人格/文化与人格关系作为批评展开的线索。透过批评文字去探寻何向阳的精神踪迹,能显见一种强烈的理想主义的道德热情,这股热情流溢于行文之中就成为人文精神价值的宣扬,显露出激越的风貌。何向阳始终伸张文学的“人格教育”意义,强调文学对知识分子精神层面的正面建构作用。这种执着自有背后的深意,从传统的眼光看,人格教化的目的在于道德养成,以现代理性的视角看,则关乎个性解放或个体的启蒙。在她的批评中,数次论及“道德”,它往往与人格、信仰、灵魂一起出现。其所理解的道德,绝非是死板僵化的束缚生命意志的戒律,而正是人性的自由解放,是落在实处地肯定生命,真挚热烈地抒发情感。何向阳的批评话语中显露出太多对文学及至所有人文造物的关心,事关孩童、弱者、人性、生命、时代、传统,无非因为这些事物都从根本的价值上牵扯着她,让她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虽然偶尔会于批判或褒扬的感怀呼号中显露出一种太“文”的书生意气,但绝少有把单薄的作品高扬化或是把丰富的作品简单化的情形。

      也正是因为葆有文学情怀和对人文精神价值的追索,她不仅要求自己不倦言说,而且力求“亲证”。这种“亲证”囊括着她在散文和诗歌领域的创作,还包括大量实地寻访的文化考察,以及可贵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体验。草原边地、黄河流域沿线都曾留下她跋涉的足迹,尤其长养她的中原地区,积聚着她持续而深入的文化研究。所以步履不停地“在路上”也构成了何向阳文学思维中一个根深蒂固的注脚。且行且记录,从她许多的文题上已能看出端倪,《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肩上是风》《谁在赶路》《走在风中》《车站》等等都是行走的姿态。“肩上是风,已是许多年了。背着行囊,在天地间行走,走过潮涌潮落的人群,走过一往无前的时光。沿着大地,到处是蓝色的道路。”(9)凡此种种,不同的文字背后讲述的却是同一条道路,保持着同样虔诚的姿态。何向阳的文学实践从诸多层面显露出她对知识分子身份职能的担当意识,虽从未自我标榜,但她无疑正是那种“行动派”的知识分子,就如她所敬仰的鲁迅、西蒙娜·薇依那一类人,尤西林称之为“一种关怀公共精神的‘积极自由’的行动者”,植根于大地,立心于普罗生命,积极自由地倡导和践行自己所信奉的人生的正途、文学的正道。

      整个90年代及至进入21世纪,何向阳以丰沛的批评能量和澎湃的创作激情活跃在当代文学话语场中,颇具代表性的文学评论集和学术随笔集都集中出版于21世纪之初。在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之后,何向阳的整体文学创作轨迹发生了变化,在她所自述的“为写作做减法”的过程中,首先是她个人的书写重心逐步转向诗歌创作,文学批评或学术随笔不再频繁而密集地产出。此外,何向阳的文学批评面貌逐渐转变,即文学理论研究主力地取代了文学批评鉴赏。随着其批评面貌整体向“偏学理、重研究”转向,相应地,其批评文风也愈发走向沉静和内敛。这或许是批评家自主选择和有意塑造的文风取向,同时也体现出一位成熟的批评家在经历了漫长的批评实践之后,理论言说走向体系化建构的必然趋势。但无论研究重心和批评文风如何变换,何向阳依旧显示着她的丰富,既是思想的开阔,也是心灵的富足。深挚、激越的文风与批评家主体精神的交相辉映,在何向阳那独具一格的、思诗交融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得到了印证。

      注释:

      (1)何向阳:《自序:批评的构成》,《立虹为记》,第4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2)中国作家网:《庄重文文学奖授奖评语》,引自http://www.nkgwik.com。

      (3)何向阳:《静谧与狂飙》,《梦与马》,第53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4)吴义勤:《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文艺研究》2002年第5期。

      (5)何向阳:《夏娃备案:1999》,《上海文学》2003年第9期。

      (6)何向阳:《夏娃备案:1999》,《上海文学》2003年第9期。

      (7)郭宏安:《让·斯塔罗宾斯基:目光的隐喻》,《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8)何向阳:《心理批评的潜在危机》,《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

      (9)何向阳:《代序》,《肩上是风》,第1页,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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