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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朱永新:我是行动的理想主义者
      来源:中华读书报 | 舒晋瑜  2022年06月20日08:14
      关键词:朱永新 阅读

      朱永新和孩子们

       

      朱永新是阅读的“超人”。

      作为新教育实验的发起人,二十多年间,朱永新孜孜不倦,身体力行在各个领域全力倡导阅读。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然是一个美丽的精神家园。”朱永新说,阅读虽然是个体行为,但每个个体行为汇聚起来就会成为一个国家行为,成为一个民族行为,继而造就一个国家的精神境界。

      作为读书人的朱永新,他读陶行知、叶圣陶、杜威、苏霍姆林斯基等大师著作,孜孜不倦地连续写了十几年的读书笔记,带领父母、老师们和大师对话;他曾经以每天读一本童书的速度,连续读了2000多本,每篇写下读书记录发布在自己的微博上……几十年间,朱永新一直遵循父亲的教诲,每日晨起读书、写作,著述等身,他的成长得益于父母的言传身教,在从事教育几十年间,他更深谙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因此,2022年1月1日,《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之后,作为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朱永新除了提出把家庭教育作为师范院校的一门课程等建议之外,还主编了一系列相关图书,“名家忆父母”(《母爱的学问》《父爱的力量》)陆续由团结出版社推出,希望以此作为礼物,献给天下父母。

      2012年,朱永新被新闻出版总署任命为“全民阅读形象代言人”;2020年,朱永新荣获“IBBY-iRead爱阅人物奖”。

      阅读是教育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初,朱永新就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学生必读书制度

      中华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意识到阅读的重要性,并确定以阅读作为重要的事业?

      朱永新:1993年担任苏州大学教务处长期间,我就发现大学生不读书的情况比较普遍,甚至中文系的学生连四大名著都没有读过。于是,我在苏州大学推出了学生必读书制度,组织专家开始研制大、中、小学生的书目。随着实验的深入,我们越来越深刻地发现,阅读应该是教育的基础,而阅读的关键首先就在于“读什么”。

      中华读书报:从1995年起,您开始组织专家研制各类书目,推出中国幼儿、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等一系列书目。这些书目的确定,会有争议吗?

      朱永新:在做大学生推荐书目时发现,培养大学生阅读习惯已经有些晚了,于是就想从中小学开始。我们还发现,学生不读书与老师有密切关系,所以又增加了教师书目,后来拓展到父母、企业家、领导干部的阅读书目……当然,做书目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很多人认为阅读是个体化行为,没必要推荐书目;在推荐书的时候,哪些书选、哪些书不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争议是必然的。

      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针对我们的书目提出严厉批评的。曹文轩先生多次评价说,我们的书目可能有遗珠之憾(因为数量严格限制),但绝对没有鱼目混珠。我们用了很大心思,最早的大学生书目,开了几十次会议,换了两个团队,讨论了上千本书才确定;讨论小学生书目,二十多个人花了两年多的时间。

      我跟团队说,书目本身当然仁者见仁,但有两条要求:第一,我们选的书必须是自己读过的,不能道听途说;第二,某本书没选上,你要告诉我理由。

      我认为推荐书目对大部分人来说是需要的。尤其现在每年有几十万种图书出版,一般的老师、父母和孩子选书就如大海捞针。书目是人们阅读的重要指南。同时,选书要有标准。现在很多书目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自洽的、严格的、统一的评选标准。我们会考虑文化的差异性、体裁的多样性,同时兼顾考虑经典性与可读性等。

      中华读书报:那么,不同层次的“基础阅读书目”选择的标准和理由是什么?

      朱永新:我一直认为,阅读的高度决定精神的高度,读什么书会成为什么人。所以,根据自己的职业和兴趣,选择一些能够帮助自己成长和发展的书籍,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努力学会做的事情。选书是一门技术活,需要视野、眼光,也需要情怀、经验。比如《中国幼儿基础阅读书目》,我们主张第一是追求和展现真、善、美,要有价值引领;第二是以儿童为中心,不能离孩子太远;第三是以故事为中心,要有吸引力、想象力,要充满趣味;第四要以绘本为中心,对一般儿童来说,图画是他们的世界;第五是以共读为中心,共读、共写、共同生活。针对不同年龄层次,“基础阅读书目”中选了相当多的经典。经典是时间帮我们大浪淘沙选出来的,对形成我们共同的价值观有重要意义。

      每做一个书目之前,我们都要制定原则和选择标准,我要求反复打磨,最好的书不能逃脱我们的眼睛。

      如果说,20年前的“新教育”还只是朱永新的一个梦想,如今他的梦想已经成为现实

      中华读书报:从2000年开始您推动“新教育实验”。如何理解“新教育”?

      朱永新:和学院派不同,新教育是开放型的实验,是把原理、方法拿到教育一线去实践、检验、丰富、完善,我比喻为熬“石头汤”。锅是我架起来的,各种原料是大家共同给予并且一起熬制的,我和学校师生一起参与,一起推动新教育向前发展。新教育有“十大行动”“五大课程”,都是不断丰富完善起来的。新教育最根本的核心理念就是“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帮助一个人拥有丰富幸福的人生,成为更好的自己,围绕这个宗旨不断推动新教育实验。

      比如在调研中发现,中小学所有学科中,语文学科之外几乎没有阅读,我们重新发现了学科阅读的价值和意义,公布了小学数学、科学、中学物理、化学、艺术等不同学科的阅读书目,从2016年开始研制了中小学所有学科的教师、学生的基础阅读书目《中国中小学学科阅读书目》。2019年开始的《中国中小学项目研究阅读书目》,就中小学生进行项目学习提供阅读书目,首批已经启动航空航天、大气科学、电影、戏剧等二十余个书目。

      这三大系列书目为儿童阅读提供了地图,而且每个书目之中、三大系列之间,又形成了由浅入深的阅读梯次,为儿童阅读的后续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支持。

      中华读书报:“新教育实验”发端于江苏常州一个乡村学校,至今全国已有八千三百余所学校加入。这不仅是一次教育行动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一次阅读革命。在最初的时候,您大概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参与,形成如此大的规模吧?

      朱永新:没想到。最初计划以科学严谨的方法在一所学校扎根做。当时我在苏州做副市长,我在第一所挂牌的新教育实验学校的开学典礼上有个讲话,这个讲话很快在互联网传开,几十所学校一下就加入了实验。因为比较契合教育的规律,行动的门坎低,一看就懂,一做就有效,所以有比较好的拓展。

      中华读书报:2002年,在新教育实验开始不久,您曾在教育在线网站发过一个“朱永新成功保险公司”的帖子,要求新教育教师坚持写作,每天用心记录自己的生活,记录自己与学生的交流,记录自己的阅读与思考。您已经坚持了20年,统计过自己的著述吗?同行的教师中,有多少人坚持下来了?

      朱永新:没有确切统计,我每天早晨5点多起床,有固定的阅读和写作的时间,一天一千字,一年就应该有36万字以上。同行也有很多人在坚持,都取得了重要成就。

      事实证明,坚持下来不容易,但凡是坚持下来的老师基本都已经成为佼佼者。《中国教育报》每年评选“推动读书十大人物”。从2005年开始,10人中每年都有1—4名来自新教育实验学校,没有一年例外。有人专门研究过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发现他们的写作能力超出一般的科学家20倍。新教育今年的年会是研究写作问题,我们要重新发现写作的意义和价值:不止是语文,应该上升到人生的基本能力。

      中华读书报:您将少年儿童阅读推广体系化,解决“为什么读”“读什么”“如何读”“如何推广”“如何实践落地”“评估反馈再实践”等诸多实际问题。为什么您能做得这么实际有效?

      朱永新:第一,有比较好的专家团队,二是对阅读本身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专业是很重要的。

      阅读为什么重要?我在《我的阅读观》里讲到五条,而且从不同层面反复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证。我曾经说过一个有点极端的观点:“不读书不是人。”人有阅读的能力和权利,没有其他任何生命能够阅读;如果一个人不使用这样一种被赋予的特殊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就脱离了人的本质特征。

      我从不同层面阐释了阅读的价值,接下来就是解决“读什么”的问题。传统的阅读讲“开卷有益”,现在则是“择卷有益”的时代了。

      现在“如何读”的问题还没有全面展开,还有很大空间,每个领域都值得探索——比如亲子共读怎么做——还没有形成非常系统化的推进策略。不过,我们有一个总体的蓝图和工作方案,我刚修改完成去年新教育的主报告,准备出版《新阅读教育论纲》。

      以学术研究的成果参政议政,用做学问的方法当政协委员,是朱永新多年践行的原则

      中华读书报:《语文阅读与成长》(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被收入“名家论语文丛书”,和您一贯的教育主导思想一致。您在此书中倡导教师阅读,以阅读立人。二十多年来您一直倡导阅读,话题常说常新;同时您也写作了很多关于阅读的图书,诸如《改变,从阅读开始》《书香,也醉人》《我的阅读观》《造就中国人:阅读与国民教育》等,每篇文章、每本书都有新的观点。您的“新”来自哪里?

      朱永新:无论写作还是演讲,我要求尽可能不重复自己,希望有新观点、新材料。这样就给自己很大的压力,需要不断阅读,在不断地和伟大作品对话的过程中不断刺激、丰富思维与想象,有新的思考。如我最近在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上的演讲中提到,我们是互联网时代的新移民,年轻人是原住民。这就是我前段时间读了有关互联网时代的书籍受到的启发。

      中华读书报:《书香政协满庭芳》是您的履职实录。此前您还出版有《我在人大这五年》(2008—2013)、《我在政协这一年》(2013至2017五卷)《使命与担当》《春天的约会》等著作。您觉得这样的记录对于自己、对于业界有怎样的意义?

      朱永新:最早是2008年出版《我在政协这五年》,2013年出版了《我在人大这五年》。2013年之后,每年用一个主题出一本。2021年整理出版《协商的力量》,根据政协的主题来凝聚书的内容。2018年的时候,我把从2008到2017在人大、政协的履职情况整理成10本小书,在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见证十年》。从2019年开始,在团结出版社继续出版每一年的履职实录。

      这样的记录,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对自己来说,一是自己生命活动的记录。这个记录跟我鼓励教师写作一样,要写得精彩,首先要活得精彩、做得精彩;对业界来说,普通百姓很难有机会了解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履职情况。有一年我去哈佛大学,在图书馆看到一本《我在政协这五年》,非常吃惊。他们说这很正常,过去了解政协的活动只能看《人民日报》。你的著作是个人档案,鲜活、有意思。《我在人大这五年》把我在人大每次常委会的发言都记录下来,因为都是原生态的,可以看到人大代表的履职过程。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维说,这是民间的两会史、政协史。全国政协副主席邵鸿说,这样的记录本身对其他政协委员也有意义,可以说是政协委员的教科书。

      《书香政协满庭芳》记录了我在2020年一整年的政协履职过程,包括“两会手记”“年度提案”“调研手记”等,把政协委员阅读的故事记录下来,本身就很有意义。

      中华读书报:阅读快、写作快,您的高效是有目共睹的。感觉您像是不知疲倦的超人,一直处于高速运转中。

      朱永新:如果不喜欢也很难坚持,不享受不可能坚持几十年。阅读和写作是我最享受、最坚持的两件事,慢慢变成一个习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中华读书报:在“调研手记”中,记录了您去甘南藏族自治州、湘西土家族等偏远地区冒雨调研的实录,有力量、有份量、有很强的说服力。能否谈谈您在调研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

      朱永新:每一次调研都有值得记录的故事。记得有一次去广西的贫困山区,我遇到一个四十多岁的贫困户。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出去打工?”他说:“不会说普通话。”我们听他讲话还要配个翻译。一个人的语言能力能影响家庭的经济收入,所以我提出要加大贫困地区中小学的普通话教学。

      再如,我去了云南某贫困地区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里没有图书馆,书全放在食堂边的仓库里。我看到三四年前政府采购的书还打包在那里,就问这些书为什么不让学生看。学生遇到一本好书不亚于教师给学生上一堂课,让学生有好的学习资源非常重要。每到一所学校,我都会去看看图书馆,发现的问题都成为我提案的重要内容。孩子们不仅需要营养餐,更需要精神正餐。

      坚持公益性才有公信力。这是阅读推广的底气和前提

      中华读书报:在推动阅读的过程中,是否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这些声音会构成阻力吗?

      朱永新:当然有。有人怀疑我是否为了盈利,怀疑我提倡建立“国家阅读节”是否作秀,怀疑阅读的重要性。但是,我是学教育的,知道阅读的意义和价值。我坚持阅读的公益性,想用行动来说话。这么多年做阅读,绝对不是为出版社、为自己推销图书。我们要努力把最好的东西给孩子。身正不怕影子歪,时间会说明一切。

      中华读书报:推广阅读也是公益事业,需要付出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同时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公益性、专业度和公信力。

      朱永新:必须坚持公益性才能有公信力。这是基本的前提。我们有八千多所新教育的学校,坚持不收费;给贫困学校送书,帮助教师和孩子们得到好书。还有一些公益性活动完全免费,包括童书评选活动、邀请名家义务在网上做公益讲座,自己筹集费用,成立基金会支持项目开展。

      中华读书报:在《书香政协满庭芳》中,您也提到,有时候“的确感到身体的疲倦”。能够将新教育实验坚持下来,应该是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推动吧?

      朱永新:开弓没有回头箭,做一件事情,要善始善终。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我在本职工作上要做第一名,不管分管什么工作。只有把本职工作做好了,才能做其他事情。这是我给自己的底线。好在,我非常幸运的是,无论在大学、政府还是民主党派,我的工作与专业、本职与业余,是高度重合、互相交叉、彼此促进的。

      中华读书报:有没有疲惫的时候?

      朱永新:同时从事那么多活动,推动新教育,接受采访、阅读写作,虽然时间有限,但这些都能承受。真正感到疲惫的时候是得不到理解。比如听到朋友说我没有把主要精力用在本职工作上,真的很委屈。其实我任何时候都绝对是本职第一,因此绝大多数活动都安排在周末、节假日。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于阅读,把别人睡觉、喝酒、聊天的时间用于写作。

      《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朱永新主编“名家忆父母”献给天下父母

      中华读书报:编选《母爱的学问》,切入点是什么?今天重提母爱的教育意义,您认为有怎样的重要性?

      朱永新:一直想编写一本关于母亲与教育的书。因为母亲在一个人的生命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这个问题在传统教育中就有许多论述。今年1月1日,《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公布。作为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的理事长,我希望为父母选一些学习资料,作为实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礼物,借此普及家庭教育的理念,希望大家学好用好《家庭教育促进法》。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家对于母爱的理解有偏差,我们提出了“智慧爱”的概念。鲁迅说,爱孩子是母鸡都会做的事,本能的爱反而会影响孩子的正常发展。一开始我收集了很多感人的文章,但仔细读后发现很多文章虽然很感人,但教育意义不大,没有讲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只好忍痛割爱。我是从教育的角度编选的。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母亲的教育力量?

      朱永新:我认为,对于母亲来说,在教育上特别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要意识到自己在教育孩子过程中的不可替代性。第二,要尽早给孩子朗读,讲故事,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与兴趣。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阅读本身也是建立亲密感,培养孩子对声音的敏感、对阅读的兴趣的重要途径。第三,要为孩子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所有成为母亲的和将会成为母亲的人一定要记住:母爱也是一门学问,需要智慧与研习。母亲也是一门“职业”,需要学习和探究。因为,母亲就是女人最神圣的天职。

      中华读书报:您在《父爱的力量》代序中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父亲是男人最重要的工作。

      朱永新:在中国古代,父亲在家庭和家庭教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三字经》云:“养不教,父之过”,父亲不仅是一家之主,也是家庭教育的主要责任人。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家书、家训,从《颜氏家训》到诸葛亮的《诫子书》,从《袁氏世范》到《朱子家训》,一直到近代的《曾国藩家书》,也无一例外地是由父亲主导撰写的。父亲是一个坚毅的称谓,意味着责任与担当。每个成年男子无论做什么,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做父亲。

      中华读书报:《父爱的力量》在父亲节前夕推出,想必饱含了您的诸多寄托。

      朱永新:母爱给孩子以温暖,父爱给孩子以力量。在前行的路上,我们既需要温暖,也需要力量。

      我曾经说过,一个人真正懂得父亲,一生中要经过两次的淬炼。一次是成为父亲,一次是失去父亲。成为父亲,才知道当父亲不容易。父亲往往是男儿的第一个榜样,人生的第一个生命原型。父亲的角色在家庭中是不能够或缺的。

      在《母爱的学问:名人忆母亲》中我说过,与一般的选本不一样的是,我是用一双教育的眼睛来选编的。我希望,这本书,不是一般的文学作品,而是兼具文学性与教育性的读本。《父爱的力量:名人忆父亲》也是如此。

      因为教育,朱永新的个人生活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中华读书报:看完《书香政协满庭芳》,我非常感动。朱老师为教育,走了太多路、做了太多事!可是,好像又可以只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一生只为教育。您觉得呢?您如何评价自己所做的一切?如何概括自己20多年为新教育所付出的一切?

      朱永新:这样说也是可以的。第一,我自己的成长得益于教育,得益于阅读。我一生没有离开教育,一开始在大学从事教育,担任苏州市副市长也是分管教育,我所在的中国民主促进会60%的会员来自教育界。我的每一份工作都和教育紧密相关,本职工作和业余爱好、和兴趣紧密联系在一起是特别幸运的一件事。从睁眼到闭眼,我的所有时间都关乎教育,有时为政府,有时为政协,有时为党派,有时为自己做研究、做阅读。

      有人曾经讲过,教育在人类所有事业中是最伟大、最关键、最基础的事业,涉及人的成长,从国家、民族来说也是涉及国家、民族的力量。因为教育,我的个人生活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中华读书报:您的许多文章和观点,特别有启示意义。我想您是身体力行地实践了作为教育家的职责。您认为理想的教育是怎样的?您有偶像吗?

      朱永新:我专门写过一本书《我的教育理想》,谈到理想的学校、理想的校长、理想的德育、理想的智育等。偶像当然有。每个人在成长历程中都有偶像或榜样。新教育的生命叙事理论认为,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在书写一个故事,每个人既是自己故事的主人公,又是自己故事的作者。有些人能把故事写成伟大的传奇,有些人写成平庸的故事,有些人甚至写成了事故,最关键的是你选择了什么样的生命原型、自我镜像、人生榜样。

      在叙写生命故事时,我们和小说家写作一样,总要寻找原型,像谁那样活着就可以成为谁。我写过一篇文章《像孔子一样做老师》,孔子就是我的偶像,“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苏霍姆林斯基也是我的偶像。他16岁开始做老师,一生笔耕不辍。我关于阅读的理念,就得益于苏霍姆林斯基;在中国还有“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陶行知先生。我现在是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他也是我的人生偶像;我们民进的前辈叶圣陶先生也是我的偶像。我还选编了《叶圣陶教育名篇选》。这些人的著作我都系统阅读过,有些还看了不止一遍。他们是我非常崇敬的偶像。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新教育的前景?

      朱永新:总体上我是乐观的,但还是很有危机感。新教育的发展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和专业化水准,如果我们不能与时俱进,不能源源不断地给学校的一线教师提供专业支持,迟早也是会被淘汰的。为了能够让新教育的课程、项目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新教育研究院先后成立了阅读、家庭教育、生命教育、科学教育、艺术教育等10多个专业化团队,为可持续发展做了许多准备,也能够持续为学校提供更好的专业支持。

      新教育实验从苏州的一所学校,星火燎原,发展到现在的规模,我们一直如履薄冰。我们一直在研究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势,2019年我出版了《未来学校》,提出要推进教育的结构性变革,推动学校教育方式的变革、学习方式的转型。很多年前我就一直呼吁,应该尽快建设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网络教育资源平台(线上学习中心),近些年在线学习逐渐成为全民终身学习的重要实现途径和参与方式。特别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从国家到地方,在建设和推广应用在线教育资源平台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

      语文教育改革跟我们的阅读理念也密切相关。新课程改革方案出台、《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后,很多教师说,跟着新教育走没错。新教育基本引领了语文教育的改革、家校合作的方向。最近,我们在关注碳中和教育的问题,希望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教育,把人作为生态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一直在努力,一直在成长。

      中华读书报:您是理想主义者?

      朱永新:我是行动的理想主义者,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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