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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家】人物 | 石一枫:海胆,翻了个面
      来源:中国作家网 | 周茉  2022年04月19日15:52

      白纸一张

      北京一个小胡同里,走进人民文学出版社后院,四周立着几层红砖楼,绿漆斑驳的一扇扇木窗映着堆满的书和植物。牛仔裤帆布鞋,亮黄色外套,头上一顶毛线帽,石一枫和人聊着天走过来,七拐八拐把我领进二楼,《当代》杂志为数不多的屋子之一,他和执行主编徐晨亮共用一间办公室。

      研究生毕业,石一枫就来《当代》工作了。16年的变化是老编辑退休,新编辑变老,更年轻的编辑不断进来。“刊物性格是几代人打磨出来的,比人的性格要强,人说变就变,刊物不能变。”

      《当代》创刊于1979年,是我国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重镇,古华《芙蓉镇》、陈忠实《白鹿原》、阿来《尘埃落定》等七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都首发于《当代》。现在编辑部还延续着80年代文学沙龙的氛围,一篇稿子好几个人读,再讨论分析。

      对文学的很多看法,石一枫是在编杂志中养成的。最初不知天高地厚,写什么都照玄照大了抡,后来发现反思现实比超越现实更有意思。很长一段时间,石一枫喜欢读个人化精神性的作品,80年代大热的先锋文学对正在成长的青年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果没当编辑,没准我也走那个路子了。”到《当代》后,他慢慢知道写作源于观察生活,这不是能力,而是一种兴趣和意愿。

      生活处处是学问,在编辑部尤其如此。大部分时间大家凑一块儿就是聊,文学热点社会生活日常变化。石一枫屋对面是老编辑洪清波——1992年,去西安从陈忠实手里接到《白鹿原》手稿,一路热气腾腾揣回北京,现在退休了依然每天过来,成了习惯。俩人常一人一个沙发,一聊小半天。

      杂志社每个屋陈设相似,水泥花砖地磨得发亮,掉漆的墙皮挂着小黑板,白炽管灯颤巍巍吊在半空,柜子桌子椅子一水儿80年代原装,像进了家具旧货市场。一条狭窄幽深的过道,成捆的杂志和投稿满满当当占据了目之所及的每个架子,已经快沉淀为古董的环境40多年没变过,只有贴在墙上的红福字昭示着万象更新。大家说这儿都能开个展览了,大家也说,这儿真正是文学的样子。

      这些年,对石一枫影响最大的就是当编辑,用他的话讲,天天在杂志社“蹭票”听名编论文学,见识长了,眼光锐利了。写长篇小说《借命而生》时,石一枫偷懒没变视角,洪清波看完说,这儿从另一个人物展开就好了,“果然那小说现在看还是单薄了些。”

      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对艺术评价标准的改变。过去写东西,显摆的心态多,你看这话说得绝吧?别人说不出来吧?现在明白,在“别人说不出来”之前,得先追求“别人看得进去”,文学是读者的,老编辑说好小说的标准是可读可感可想,他觉得这近乎真理。

      石一枫爱看小说,最大的乐趣也是看小说,“真是好这个,没疲过。” 每天阅读大量投稿,老琢磨作品为什么写得不好,时间长了能看出来有的阅历不够,有的写作能力差,有的干脆动机就不对。“像美食家开饭馆,挣钱和爱好都从这儿出,不矛盾。”

      文学改变命运,对石一枫,好像是反着来的。1979年生于北京,在出示身份证的情况下没法冒充八零后;1998年考进北京大学,没混成主流知识分子;2005年起当文学编辑,没赶上揣本油印刊物就能骗吃骗喝的好时候。改革的同龄人,没改革过别人,净被别人改革了。不少同学成了高管或仕途得意,他自己都感叹,干别的没准哥们儿早发了。

      今日文学不比上世纪80年代黄金期,石一枫觉得这才正常,社会进步的表现是多元化。那时明星都是作家,人们获取文化的途径只有几本文学杂志,追逐方向就那么几个,恨不得这个风潮来了那个就一名不值。“要是全国人民现在还嗷嗷待哺等着一小撮作家启蒙,我都替作家臊得慌。” 如今文学损失了读者,大众阅读趣味却更健康了。

      认同作家的职业,好好干就是了,石一枫觉得哭天喊地表忠心值得怀疑,也怕喊口号似的给文学冠以各类名目,好像某项事业的意义一崇高,从事的人也跟着形象伟岸起来。“不过起码要求得有,思考和记录在别的艺术领域未见得像文学这样有效,这也是文学的不可取代之处。”

      2011年前后,石一枫先后出版《B小调旧时光》《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节节最爱声光电》等小长篇,多聚焦80后青年成长史。那年他32岁,最大变化是从“自然人”变成“社会人”了,要从个人情绪中挣脱出来,用有所担当的眼光看待自己与他者。同门师兄、文学评论家李云雷给他做了一个访谈,叫“为新一代顽主留影”,彼时谈到写作,石一枫个性十足:眼下主要和年轻人分享生活。面对传统文坛,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既自卑又自负,“我能写的他们提供不了,他们提供的我写不了。”

      十年过去,早已告别青春和青春文学的石一枫承认,那时写作状态比较懵懂,老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现在有意识贴近现实,反映现实,思考现实,对中国社会与社会中人的变化保持一定程度的察觉。以鲁迅为代表的那批作家构筑的现当代文学有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如何作为现代的中国人看待现代的中国,恰恰是它留给我们的命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石一枫的写作没有跳出五四新文化传统。“恰恰相反,那个传统正是我们在今天需要强调的”,石一枫说。

      误打误撞

      高中时,石一枫发表了人生中正儿八经的第一篇小说,题目叫《上学》,写小孩没考上中学家里托关系走后门。半个月写了一万多字,家人拜托当时的邻居,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指导指导。作家说不错,推荐给《北京文学》。石一枫字不好看,母亲怕让人笑话,又誊抄一遍。后来石一枫专门去了趟位于和平门的《北京文学》地下室编辑部。

      出生于革命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空军政治部文工团专业编剧,母亲在中学当老师,石一枫算得上正经部队大院子弟。八十年代相对贫瘠,大院自成一体,吃饭剃头洗澡上学玩耍全都在院里完成。以前大院孩子上完中学就能当兵,别的孩子都得插队,优越感不言而喻。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差距一抹平,大院背景早已不占优,大家出路上没什么不同,面对的困境也没什么不同。

      比较特殊的是,那时部队大院出了很多搞文艺工作的人,王朔、姜文、崔健、冯小刚等等,写作拍电影玩音乐,样样不落。那位推荐石一枫作品的,就是同住一个院的作家余华。

      石一枫那批十几岁的小孩看着这些人的东西长大,心里多少有点朦胧的文艺理想。90年代上中学,一问学校里有学乐器的,几乎全是部队大院的,石一枫毕业应聘的简历上,还写着会拉手风琴。

      喜欢文学,对他来说颇像一种无奈的选择。和同龄人的家长一样,石一枫的父母都是勤勉敬业之人,在他们的生活中,“组织”占有极其重大的分量,组织包办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却没工夫包办儿子的生活了。石一枫刚具备直立行走及排泄之前向大人通报的能力,就被发配到幼儿园,一日一接,到六天一接。童年留下的剪影,是他一个人在林荫道上踽踽而行,口齿不清,念念有词,神魂颠倒。

      这种困境在识字后大为缓解。父亲放在阳台的书被石一枫翻了个遍,开始挑小人书,画看完了猜字。陆文夫的《美食家》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还有刚火起来的先锋派、新写实、“痞子文学”作家,小说看不太懂,行文中的脏话倒是记牢了。后来碰到前辈,别的年轻人都激动地说“我是看着您的书长大的”,石一枫想说的却是“我是看着您的书学会骂街的。”

      成长于大院,语言浑然天成受地域文化影响,石一枫写作和说话一样,活蹦乱跳,荤素不忌。这方面王朔对石一枫影响巨大:“在他之前都是装着说、绷着说,他改变了传统的说话方式,先说人话,再说有意思的人话。”有读者认为行文风格轻浮,石一枫也认了,他希望用大家更易接受的方式,“人已经很不容易了,再哭天抢地说自己不容易,也挺腻味的。”

      在安逸环境中,大院子弟看事情也比较纯粹。文学成了石一枫的精神追求,并且愿意通过写作保持。正因为看重这一点,杂志社才把他留下来。

      最初,《当代》没想要石一枫,面试时洪清波说他身上有烟味,《当代》前副主编杨新岚一听,又来一大烟枪,想找个理由劝退得了。前面两个面试者编辑部全体上阵,到石一枫,只有杨新岚和洪清波,本打算简单聊聊走个过场,结果却出乎意料。

      “很多人总夹杂着别的什么,为生存发展,或走出点光明大道。石一枫不一样,能感受到是纯粹的发自内心的热爱”,杨新岚而今都感叹,“他骨子里有这根脉。”

      作为在北大接受科班教育的人,石一枫有过被所谓精英文化塑造的经历,那个年代青年人的学院环境“言必称希腊”,张嘴净是夹生洋词儿,看个盗版电影都挑各种有讲究的,从艺术到思想,“更别提文学了,不啃两本卡夫卡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这时期石一枫接触不少文学观念,读了众多中外经典,见识了真正好的东西。

      回看学生时的作品,“辣眼睛,那真没法读”。创作需要人生阅历,石一枫认为,小说是一门关于价值观的艺术:抒发自己的价值观,影响别人的价值观,在复杂互动中形成新的价值观。

      他写东西比较满,信息量大,情节不断转折、递进,人物一层层往下挖,甚至每一句话都有言外之意,在足够丰富和自洽的文本中人与人对撞,立场与观念对撞,推着你不得不思考判断。

      近年来,关于纯文学式微的讨论不绝于耳,过去坚守的在碎片化信息裹挟中面临失效风险,石一枫觉得,恰恰因为这样的处境,对价值观的探讨和书写才成为文学最独特的价值所在。“且不说作家对时代和社会应有的责任,和影视、游戏这些新兴娱乐形式比,文学因为远离大资本大工业运作模式,才和思想的自由表达、深度探索有了更紧密的联系。”

      2007年,28岁的石一枫完成中篇小说《五年内外》,与之前作品相比,最大不同是情怀的变化,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字情绪,看事物的眼光也长了起来。读小说时李云雷想到了王朔的《动物凶猛》,写的是大院子弟在70年代的事儿,石一枫写的是同一类人在90年代的生活,有些“后传”意味。这篇小说后,石一枫决心写长时段的、有社会性的小说。

      很多人说石一枫像王朔,作家李洱认为,他的小说腔调比王朔复杂,坚守着弥漫在民间文化中“正”的一面,“文字调皮活泼,但并不影响文本底色。”

      今日的北京和王朔笔下的北京差异巨大,要处理的问题也不尽相同。那时人的压力大多来自于环境、政治,金钱可以暂时让人遗忘。越往后,金钱反而成了主要压力。每代人的焦虑不一样,“上一代作家20多岁还下乡插队呢,我们这一代就开始为买房操心了”。石一枫不看重代际划分,那是由生活状态和成长历程客观决定的,“有新矛盾就该写新的事儿,作家面对的是生活,不是别的作家”。

      石一枫硕士论文做老舍研究,对北京这个打小生长的城市,他不想继承民俗,只想研究现实。城市规划拆古迹,他没多么愤怒,一间毫无历史价值的民房被强拆,反而有上前理论的冲动。

      “老舍之所以是老舍,王朔之所以是王朔,并不仅仅因为他们的说话方式,也不仅仅因为他们呈现出北京老市民怎么说话吃饭过日子,还是因为他们写出了一个时代最突出的发展和矛盾。”

      改革开放涵盖了迄今以来石一枫所经历的一切社会变化。这代年轻人尤其城市孩子,在社会上升期度过青少年,对生活抱有乐观态度,觉得今天的不如意明天都能解决,世界是前进的、蓬勃的,自己一大使命就是拥抱世界。时代给他们的切身体验是飞速前进,人与人关系和生活的变化成为深刻的时代烙印。这两年感觉又和前两年不一样了,人们不再拼命挣钱,有了佛系、小确幸这些名词。

      石一枫承认,比起以前的作家,年轻一辈作家的东西普遍发“甜”,透着没经过事儿,哪怕多么深重的绝望往往也有装腔作势之嫌,他觉着没什么,能意识到“甜”从哪儿来、将来有没有可能继续“甜”下去也就够了。

      温柔的蝉噪

      去年中旬,石一枫完成新长篇《漂洋过海来送你》,出版的热乎劲儿尚未开始,年底新作品又快完成了。

      “这个速度,一直写累吗?”

      “还成吧。累一定是没想好,想好就不累,还有意思。”

      石一枫不熬夜,第二天早上要和孩子同时起床让他养成11点睡觉的健康作息。他没那么勤奋,笔耕不辍好几个小时在他看来不可思议,“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能写好吗?”

      以前石一枫特自信,认为有了好创意就能完成故事,结果很多东西写到一半就停滞了。现在越来越重视框架设计和构思,事儿有意思,让人生发联想,就值得写。主要,他愿意并懂得观察生活,思考生活。

      中篇小说《营救麦克黄》源于上海高速拦车救狗的社会新闻,救狗过程中出了别的事,跟人有关的事,怎么办?《地球之眼》主人公通过观察建筑灯塔推理采购灯泡有猫腻,因为石一枫曾坐在教学楼门口,看着对面电脑城明亮的闪灯琢磨,什么样的楼有航标灯,灯的标准是什么?写长篇小说《借命而生》,石一枫看到刑法修改后的判决依据嘀咕,假如犯罪很久才被抓到,会不会少判很多年?一直当逃犯是值了还是亏了?传教人士在小区活动,石一枫创作了探讨“北漂与信仰”的《玫瑰开满麦子店》。

      多想一步,简单的事可以变复杂,对社会有说明性。在石一枫看来,好小说的标准只两条:能不能把人物写好?能不能对时代发言?

      有次看电影,镜头拍人到窗口取骨灰盒,石一枫想,怎么确定这个是?于是有了领错骨灰盒为起点的《漂洋过海来送你》,以“酱油厂老职工、殡仪馆司炉工、抗美援朝英雄后代、国外务工人员”为锚点,将“抗美援朝、国企改制、汶川地震、国际设施援建”等中国重要历史事件紧密串联。

      不同于灵魂高蹈式的精神指向性写作,近年来石一枫的创作日趋成熟,带有鲜明社会问题意识,尤以中篇小说为主,《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将其称为“光天化日之下的蝉噪”。

      各形各色的普通老百姓出现于石一枫的故事中,对文字风格他有准确认知:我这么一个笔调写伟人传记不是捣乱吗?小人物写好了更有成就感,大家都知道他们的样子,写不好就进不了人们心里。

      《当代》“90后”编辑于文舲和石一枫讨论文学,“他就是特传统的路子,什么情节、人物、反映什么问题。”石一枫的标准是,可读后耐人寻味地可想,想来想去还想不明白,那就算“一不留神写出过得去的东西了”。

      印象挺深的是《特别能战斗》这篇小说,北京大妈跟物业作斗争。最初石一枫只觉得精力旺盛嫉恶如仇的北京大妈很有趣,没深想这类人多适合写成小说,后来发现从她们身上能看出新旧两种体制的错位。中篇小说《地球之眼》的人物李牧光,写时石一枫主要让他代表资本之恶,后来思考,这种人是不是也有他的情怀乃至无奈呢?影视改编时他建议,李牧光最好能拍出点儿悲壮感来。

      “人物越琢磨越复杂,这也是因为我们的时代复杂吧”,石一枫说。

      《西湖》主编吴玄曾和石一枫是同事,两人年龄差不少,却一度在办公室唇枪舌剑指点江山,以“极力避免庸俗人生”而结为挚友。吴玄见证了石一枫从早期王朔式对社会、人生的戏谑,到之后悲天悯人的状态。“他把社会层面的批判变成了对人性的关怀,这个转换很有意思。”

      对小说中的人物,石一枫给予足够平等和尊重。让我们洞悉人物的困境,也允许伪善者为自己辩护。对具体的人,尤其是一个小人物,他恨不起来。即便要批判,也是对事不对人。“社会问题、时代困境、精神困惑,都可以揭露、批判,但对人,他们只是朴素活着,或者想活得更好的人。”

      吕魁曾和同为青年作家的马小淘谈起一篇小说,说写得特别好,像《世间已无陈金芳》那么好。石一枫这篇写于2014年的小说,在四年后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一个从农村转学到城市的姑娘,历经跌宕起伏的人生,石一枫将她推向时代的风口浪尖,又让她重重摔了下来。

      青年评论家李壮觉得,“陈金芳”并不是一个有关野心和欲望的故事,“它是有关尊严的故事。为了获得尊严,个人不惜献出肉体与灵魂,冒犯道德和法律。当这些恶,同文本中倔强孤独的听琴人影重合在一起,似乎又惹人同情甚至令人心碎。”

      陈金芳对石一枫意义特殊。直到大学,石一枫才算彻底走出大院,进入社会。有次出差,晚上开车走夜路,石一枫给杨新岚发信息,太可怕了,连路灯都没有;回来时路况不好,油也不多,他不敢开了把车扔在半道,还担心有坏人。因为封闭、见识少、脱离生活,石一枫以前觉得陈金芳这种人是生活的非常态,年岁渐长后,才明白人家是常态。整个过程有开眼看世界的感觉。但常态一定合理、必然、天经地义吗?石一枫想通过写作寻找答案。

      青年评论家岳雯将石一枫的文本力量归因于他的道德激情。“他试图以反讽的、戏谑的方式掩盖这一过分严肃的激情。他认为,只有认真体会小说中的人物以及他们所面临的道德选择,同时考虑我们自身的道德境遇,才有可能重建诗性正义与道德共同体。”

      “我只是想活得有点儿人样。”小说最后,陈金芳极具悲剧色彩和英雄主义地说出这句话时,我们的疑问不再是“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而是“为什么一个人都变成这个样子了,依然活不出人样”?

      想过得好点儿,依靠个人奋斗改变命运,是十几年来大部分中国人的理想,他们在遍地机会的时代抓住机会,烈火烹油之后又宿命般的归于失败。陈金芳的人物角色,映照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某些侧面,大城市的发展、财富对人的异化、社会阶层的分野。从新文学历史脉络看,关注社会问题是主流,石一枫用更时髦的说法叫“新文学的DNA在于它的批判性”。

      “健康社会需要反思,不能说过去就过去了。普通人可能会记吃不记打,就像小时候我妈说我撂爪就忘。但作家作为专业人文工作者,应该帮社会记住教训,这样大家才会越活越好。”石一枫觉得这是简单朴素的道理。

      《世间已无陈金芳》发表不久,评论家孟繁华刚病愈,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评论,标题为“当下文学的一个新方向”。吴玄对孟繁华说,他能扛得住吗?石一枫表示,能。

      孟繁华认为,石一枫继承了新文学社会问题小说的道路,以正面强攻的方式直面中国精神难题,构成了中国文学正在隆起的、敢于思考和担当的文学方向。

      有段时间,中国社会刮起气功风、传销风,尤以中年妇女为主要受众,一时间关于大师、养生、诈骗的新闻曾出不穷。石一枫写了长篇小说《心灵外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起的名字,依旧探讨社会问题,不过转向人们的精神领域,石一枫觉得贴切。“张承志有个名著《心灵史》,写得是信仰,我写得是盲信,只能算外史。”

      “坚信,不信,盲信,这些状态都是今天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也是公共的社会生活。这个生活比过去更一言难尽,写得也就是这个一言难尽。”小说初稿有几万字冗余,更多写主人公大姨妈之外,外甥杨麦的精神困境,石一枫发现越深入涉及的哲学与精神问题越复杂。《收获》总编辑程永新建议删繁就简,现在看是正确的。至于读的人还能生发出什么感想,石一枫很潇洒,“哥们儿概不负责。”

      大姨妈从民间土方到气功大师到传销团伙信了个遍,石一枫不想探讨信的对错与价值,“这年头谁配看不起谁呀”?如果人在精神层面上相信什么,这种相信本身比无所相信更值得尊重。大姨妈信一次失败一次而最终满怀委屈地对杨麦说,“只有你觉得我没病”。也许杨麦才是可笑可悲的,大姨妈甚至是可歌可泣的。

      细枝末节与沧海桑田

      由于爱人精通古汉语和版本学,石一枫曾沾光一起赴美访学。两人住在芝加哥大学,有种说法叫“芝加哥学派统治世界”,讽刺的是,旁边是全市经济最烂的地方。石一枫天黑以后不敢出门,户外活动就是下午趁有太阳,逛附近超市,然后去一街之遥的密歇根湖边散步。

      他每天在湖边乱走,见到的活物往往是“几只鼠辈(松鼠),一群丫挺(野鸭)”,偶然遇到一个浑身裹得严严实实的大胖子,大喜,对石一枫高呼:Hi,man!他也无畏回应:What’s up,man?

      除此之外,大多窝在阁楼,日子一长,想起密歇根湖,恍惚觉得那是瓦尔登湖。爱人每天去图书馆忙得不亦乐乎,看他穷极无聊终于鼓励道:写写东西嘛。跟你名字挺像那个诺贝尔奖作家,石黑什么来着,据说长期就在阁楼窝着。

      石一枫最大的毛病是坐不住:哪儿有新鲜事必会冲在第一线,大段时间宁可在办公室闲扯,也不愿在书桌前看书查资料,坐在电脑前敲几个字了,又忍不住干别的,最后干脆还是找个人多的地方凑热闹。

      他深知这个习性不好,有时候发狠用老腕儿的话勉励自己:有本事把我抓起来,关三年没准儿写出《红楼梦》,最起码也是一《飘》。现在倒好,也跟关起来差不多,试想长此以往,有没有可能离写出心仪的作品更近一步?

      非常遗憾也非常意外,答案是否定的。太闲太静了,石一枫也许真的会修身养性,谋篇炼字,打磨掉那股自己都看不过去的毛糙劲儿,从而更接近心里“艺术品”的状态。但问题又来了,“那样的话,我究竟还能不能继续写作,所写的又是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

      石一枫认为,文学有两股劲儿,一股是从里面来的,一股是从外面来的。

      他的那股劲儿,似乎是对别人的生活,对中国社会有了研究的愿望,才确定能够认真写点儿东西。

      “我羡慕在文学内部就能自给自足的作家,对我来说,文学一定需要有了文学之外的价值,我才有将它从事下去的动力。”

      石一枫写东西有个怪癖,一个事情在小说和美学的意义上“完了”,还必须得在社会、历史和现实的意义上“完了”才算真“完了”。所以不少人物走向与结局,他忍不住想交代到底怎么回事儿,更深入地用人物命运说明时代。

      有记者问,你希望成为一个怎样的作家?

      石一枫回答,当然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家。

      二十多岁时,石一枫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B小调旧时光》,第一句话是“永远无法摆脱感伤情绪的困扰,这可能是我们的致命伤。”青涩的年轻作家还没跳出个人主义,清楚能力有限,当时他只希望做到两点:别太“水”,别因为尚未具有写现实的能力,就抛弃对现实的关注。

      有段时间,他重读中国经典短篇小说,发现前辈们能顺畅地把集体性的“中国故事”和私人化“个人故事”结合起来。“然而在今天许多作品里,私人性与社会性之间愈发泾渭分明。一个人的故事很难再反映一个时代、一个阶层甚至社会上的一个族群。”

      究其根本,有文学思潮的更迭,有生活经历的改变,也有价值观的多元导致个人高度“原子化”等等复杂原因。宏观叙事和个体经验一定此消彼长吗?石一枫并不认同,“小情绪和大时代不是割裂的,个人与国家也不是脱节的。一滴水来自弱水三千,而弱水三千蒸腾为云,最先落下的仍旧是一滴水”。

      当下文坛,现实主义作品的写作技巧都比原来更到火候。但石一枫观察,真正能发时代之先声的并不多。

      拿与现实最贴近的城市文学来说,在《当代》看稿子,投稿作者来自四面八方,所写的城市质感却几乎一样。城市化的现代生活是早上工作,中午吃饭,下班打卡,回家睡觉的系列流程。石一枫羡慕老一辈作家打过仗,种过地,做过工,生活波澜壮阔、高度戏剧化,而今生活形态同质化严重,精神世界潜藏萎缩干瘪的风险。

      “所以啊”,石一枫笑呵呵地说,“千万别认为自己有多值得写的,自己那点感慨就是多有意义的。”

      世界在变,认识世界的角度也在变,过于简单的是非判定与价值取舍,往往来源于对事物概念化的认知。

      “工人是粗野的,农民是麻木的,市民是自私的;底层青年的终极理想是买房;恋爱和婚姻等于产权交易…… 我们不能否认有现实基础,但问题是,如果大部分作品都是类似手法,很可能导致概念遮蔽真实。”石一枫说。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概念往往又关联着一套相对省事儿的写作与阅读习惯,惯性让我们试图用一个或几个观念和结论解释现实,比如体制问题、文化特质、普遍人性等等。如果对这些词汇的理解仅停留在概念层面,那么错失的将是更错综复杂、更一言难尽的真实。”

      初到美国,发生一件有趣的事。美方报销去程路费,本应是三千多人民币,支票寄过来却是三千多美元。石一枫认为无关紧要,“美国剥削全世界,占他们点儿便宜怎么啦?” 而爱人秉持公平正义,必须归还多出来的路费。通过各方推诿交涉,最终并不顺利地解决了问题。

      两千多美元意味着什么呢,两台苹果手机?小康家庭在大城市里的月开销?放在十年前,两千美元对于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的意义,也许就不同了,放在二十年前,这个意义更大,而放在三十年前,这笔数额简直无法想象。

      这两千美元的价值变化,除了说明国家经济实力提高了,还意味着别的一些什么,“把两千美元不那么当回事儿的生活,未见得比算计两毛钱白米粥的生活快乐。” 石一枫总结,沧海桑田不一定存在于地理时空上,也不一定存在于历史剧烈变动上,还可能存在于一个俗人想占便宜而没占着的两千美元上。

      水面之下

      “从成长到工作,无论生活还是文学,你好像都挺顺。”我说。

      “顺是因为要求低。”大学临毕业不操心工作,“知道肯定饿不着,稳稳当当有地儿待得了。”

      去杂志社前,石一枫应聘了一个公务员岗位,先写文章,然后面试,最后说剃头准备来上班吧,长发不合格。石一枫心想,你让剪头我就剪?他了解了一下,岗位职责要求每天早上8点在天安门准时等候。一寻思,直接当官行,这天天还得熬着,不划算,家人也说性格不合适。他写得面试文章大意是如果领导是井底之蛙,有什么资格要求下级是千里马。

      家庭条件良好,不用为吃喝发愁,也少有奔波压力,使北京孩子多随性洒脱的生活态度,不急不躁,不争不抢。外人诟病不上进,有随波逐流之嫌。和其他人比,石一枫还算传统,有一份正式工作,有些写作的朋友连公职都舍弃了。他自己都说,来杂志社就是“因为懒,图舒服。”

      于文舲形容石一枫,有北京人特有的慵懒和无所谓的劲头,不是佛系也不是颓。“怎么着都行,评职称什么的也不怎么上心。但是工作靠谱,对真正在乎的绝对有想法,绝对当回事儿。”

      马小淘在不少活动中遇见石一枫,拎着据说是夫人淘汰下来的红箱子,穿着各式花里胡哨的牛仔裤,马小淘发觉,他确实是个“有点分裂的人”。

      抛开文学,石一枫欢脱随和,热闹得一个人像一支搞笑队伍,以机智好玩的方式解读生活,调戏朋友,也坚持自黑。一触及文学,立刻变载道脸,端方犀利,孜孜不倦。马小淘还记得,一次颁奖会上石一枫以庄严、虔诚、近乎老实巴交的态度发表获奖感言,并认真谈了小说创作,和前一天在机场像吃了兴奋剂一样手舞足蹈的状态比,简直算道貌岸然了。“他有独到的思索,透着实在和真诚。很多近在咫尺的盲点,他却心明眼亮。”

      谈及文学生态,石一枫很犀利,“一方面在进化,一方面也在退化”——作家写作水准变高了,对生活的洞察能力,揭开生活真面目的勇气变少了。“从作家的角度看,都变好了。但从人的角度看,可能都变坏了。”

      很长时间里,石一枫都认为自己写得不怎么样,看自己的东西,再看别人,发现就是有差距。写作他算是下笨功夫的,习惯在作品中塑造一个贴近生活的人物,或者是游手好闲的文化混子,或者是大城市知识分子,通过这样的“我”作为桥梁,实现对现实逻辑的审视和反思。后来逐渐意识到,这恰恰是一种有缺憾的叙事策略。

      “优点在于对我而言比较真切,也没那种令人厌烦的高姿态,缺点则在于,那不是一个有力的支点。” 写到现在,石一枫感觉很多东西通过这个“我”来表现反而隔靴搔痒。

      长篇小说《借命而生》的写作,初始动机就是想解决问题:写第三人称不灵。石一枫清楚地知道,目前自己最大障碍是不能以第三人称叙事。“还有点追求的话,就尝试改改,别以特点当借口。”

      故事里有个有意思的角色,主人公杜湘东看守所的警察同事老吴,快退休了,每天爱喝五十六度的二锅头,杜湘东看不起老吴,觉得他“活在廉价的醉生梦死”中,后来经历一些事,人到中年,又觉得老吴“可能才是活明白了的人”。

      也许每人如此,石一枫二十几岁时最烦的就是现在的自己,一个写作的,一个当编辑的,有什么了不起?那时他没想过当作家,有空洞的理想,觉得自己特厉害,轻轻松松就能伟大,具体怎么伟大也不知道。经历了二十岁、三十岁、到现在四十岁,生理和心理年龄都在逐步成熟。

      石一枫曾接过诈骗电话,声音很像办公室老同志,就说“老师我特盼着受您教育,不过咱还是电话说吧早上我起不来。” 结果对方回,干这么久电话诈骗头回有人叫老师,我也为人师表放过你吧。

      “他有好几层”,杨新岚告诉我。石一枫理想的一天是中午去吃首都机场T3航站楼的汉堡王,晚上飞到成都吃回锅肉,所谓人生幸福时刻。“跟他相处久了会发现,除了享受生活吃喝玩乐,绝对还有另一个他。”

      海胆里面软,外面都是刺,扎手。石一枫像翻了面的海胆,表面嘻嘻哈哈各种实话搂不住:

      “写作和卖书两码事,咱也想风华绝代把钱挣了,没这天赋呀。”

      “对网络文学没看法,各有各的读者和市场,对得起座儿就成。”

      “写作的价值在于对生活的发现,教育背景是否有利于发现生活,还真不好说。”

      “创作谈实际上写给觉得作品臭的人,全当辩白解释几句。”

      ……

      他的锋芒与稳重,藏在内里,藏在生机勃勃的文本中。在写给孩子的成长小说《白熊回家》里,石一枫以正义与反抗、美善与邪恶为主题,讲述了三种社会结构形式。

      同儿童文学一样,应该写什么?说点能听懂的话,讲点能认同的理,是文学面对读者的困境。两年前,他和师兄在路边闲谈,师兄的孩子三岁,家学厚重,批判意识强烈,嘬着冰棍斜瞅了他们一眼,丢下一句:“你们两个文化垃圾。”

      (注:部分资料参考过往访谈内容,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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